（6）调查的各种手续和文书是否完备。
民国学者吴传颐从部门法角度阐释社会法，认为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保护经济弱者福祉的法，[31]还应从实质不平等、社会化的人等去理解社会法。[8]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与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15页。
正如法国学者迪韦尔热所说，当法律或者非法律得到公认的价值标准确认两方是平等的，但事实上一方的影响力要大于另一方，那么法律就存在着脱节。这一内涵是由社会法的法律性质决定的。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从总体上看，关于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与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等观点还是被普遍接受的。[88]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
[7]王全兴认为，社会法至今没有统一的名称和确定的含义，国际社会法在英文与中文中尚未成为明确的用语。[93][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人权观念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但是由于机制、体制、文化传统等原因，对人权中的社会权等还没有充分的认同。
解释权如何行使是法治建设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一)全面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国家，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社会组织等，这些机关、组织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对人权尊重和保障的责任，需要体现于对人权尊重的思维过程。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保障有多种方式。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不仅需要文义解释，还需要体系解释，尤其是人权价值的指引。
由于解释权是法律运行中的必要权力，解释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貌似合法的寻租机会。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不仅需要，而且可以通过法律方法进入执法、司法过程，主要方法就是运用人权保障的原则对人们的思维过程进行价值评价，对行为的合宪、合法性进行规范认定。
在法律运用和解释的过程中，国家的义务首先是尊重人权，[23]强调人权就是强化国家的责任。权威不能代替平等的解释、自由的论证以及对正义的探寻。特别是中国的机械司法和执法者，内心往往缺乏法律方法的意识。目前，我国在《立法法》中对法律解释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认为其属于法律的废、立、改、释之中的释法性权力。
法律解释规则在有些著述中也称为法律解释的准则。[16]这些研究所共同反馈的信息就是，在制定法的解释实践中，具有拘束效力的法律解释规则对法律条款和法律价值的落实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对于行政、司法领域赤裸裸的徇私枉法行为，隐性的、借着解释权进行寻租的权力行使方式对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诉求造成了更加深远的不利影响。这是在不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前提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制度的层面看，是因为作为国家权力的解释权游离在制度之外。既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宪法原则中的核心原则，那就意味着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或者说义务主体。
对于人权保障来说，还需要在认识论基础上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要找到解决人权保障问题的方法论就需要透彻分析对人权的解释以及解释权。然而，法律离开解释必定无法实施。
某些解释结论不仅令普通民众大为诧异，也足以令法律职业共同体感到不安。将话语权放置于多维言说空间中考察，既是对话语行使权力的界定，又是对话语表达策略及交际界面的审视。这一原则是一种责任或义务性规定，明确了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或义务主体。尊重人权是文明社会的理性思维方式，以人权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具有批判与反思、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功能。在王国其案中，[5]王国其原系来广州打工的河北省邯郸市农民，以在广州一德路卖玩具为生，2009年10月，王国其却因涉嫌枪支犯罪被捕。(一)法律解释实践中缺乏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解释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有效的解释规准(Valid canon)反映了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要求法官在适用它们时进行价值判断。
如果在法治话语中没有人权观念，法律解释就可能偏离人权制度和价值。这样，个案解释权在很多情形下就成了制度外的权力。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宪法的精义，也是对法律解释活动的方法论要求。然而，这种统一，其实只涉及对人权保障和解释问题的认知，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从正面功能来看，解释权于其中发挥着双层功能。这一解释规则就是人权保障的解释规则。
[31]张一兵：《〈回到福柯〉：穿越断裂的思想丛林》，《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31日。[15]在对美国制定法解释的研究中，就有一种基于描述进路的法解释研究。然而，这种正常的现象在法律运用的一些场合就可能会衍生出不正常的现象，进而影响法治秩序或者权利保障。*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系解释的原理、方法及运用(项目编号：17BFX1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主要内容是：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结合。
[18]笔者发现，人们虽然对人权、社会权、劳动权等有旺盛的需求，执法过程中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部分工作人员法律运用过程中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人权，在解释社会权、劳动权的时候，往往是死抠字眼，机械执法。人权入宪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但人权的落实，不仅需要宪法的规定，还需要具体法律的保障，需要把人权落实到司法、执法活动之中。
[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宁行终字第121号行政判决书。的确有些人认为，机械司法、执法是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机械司法并不是形式法治的必然结果，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运用形式法治方法。
其一，在人权保障问题上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较多，而尊重人权需要在解释、论证的过程中完成，它主要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对文化心理问题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为持久的关注。在对这些论文进行研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如下问题。[10]形式法治并不是忽视实质价值因素，而是为了避免陷入过度的价值纷争。在随后提起的两审行政诉讼程序中，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可了这一解释结论。
以往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制度的完善，而对实际存在的解释权以及对解释过程的规制研究不足，出现了立足解释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研究的缺失。现实中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对意义模糊、矛盾的法律含义的解释上，而且已经蔓延到很多法律条文规定明确之处。
可以说，解释权的正负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例如，林来梵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增设，可誉为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点睛之笔。
然而，在依法办事经过多年的宣传后，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认为依法办事就是在思维决策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办事，因而把文义解释当成了唯一的解释方法。偏离人权保障要求的文义解释，有可能引起对法律的滥用、误用和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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